运动管理中心“管办不分”困局待破

国家体育总局对各运动管理中心的职能定位再次成为体育界关注的焦点,资深体育人士魏纪中在其专栏中指出，尽管多年来体育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但总局与各运动管理中心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管办不分”现象，这一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中国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

历史沿革与体制惯性

我国运动管理中心体制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衷是在体育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加强对各运动项目的管理与协调，各中心既是体育总局下属的事业单位，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又直接参与赛事运营、市场开发等具体业务，兼具“办体育”的角色，这种设计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资源整合、快速动员的优势，助力我国在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中取得突破。

随着体育产业规模扩大和社会力量兴起,“管办不分”的弊端日益凸显，魏纪中在专栏中分析，各运动管理中心往往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制定行业规则、分配资源，另一方面又直接介入商业赛事运营、赞助洽谈等市场活动，这种角色混淆容易导致资源配置不公、市场竞争受限，甚至滋生权力寻租空间。

现实矛盾与典型案例

近年来,多个运动项目领域出现的争议事件，均与管办不分的体制背景相关，在某些职业化程度较高的项目中，运动管理中心既负责国家队组建、运动员选拔，又通过下属单位或关联企业运营商业联赛，导致国家队集训与职业联赛赛程冲突频发，俱乐部利益难以保障，在赛事转播权、商业赞助等市场权益分配上，行政力量与市场边界模糊的问题也多次引发矛盾。

魏纪中特别指出,体育总局对各运动管理中心的管理，往往陷入“微观事务干预过多，宏观监管不足”的循环，总局领导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协调具体赛事安排、队伍组建甚至商业合作细节，而在行业标准制定、公平竞争环境营造、青少年体育基础建设等宏观治理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管理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各运动项目的自主发展活力受到抑制，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

改革尝试与深层阻力

体育管理部门早已意识到管办分离的必要性,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明确提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足球协会脱钩，实现足球管理“去行政化”，这一改革被视为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此后篮球、排球等项目也陆续推进协会实体化进程。

改革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魏纪中在专栏中坦言，一些运动管理中心在名义上与协会分离后，实际工作中仍通过人事任免、经费审批、项目审批等方式保持强大影响力，部分协会虽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但在关键决策上仍需请示对应中心乃至体育总局相关司局，“形式上分离，实质上未分”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种阻力的背后,是复杂的利益格局与路径依赖，长期形成的行政管理模式具有强大惯性，习惯于通过直接指挥而非间接监管来推动工作；运动管理中心掌握的赛事审批、运动员注册、国家队选拔等权限，涉及多方利益，彻底剥离意味着权力格局的重塑，必然面临各种现实阻力。

国际经验与改革方向

纵观全球体育发达国家,政府体育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大多建立了清晰的权责边界，美国奥委会作为民间非营利组织，独立负责奥运代表团组建和训练，政府主要通过税收优惠、公共体育设施支持等方式进行间接扶持；英国体育局作为政府机构，主要职责是分配国家彩票基金等公共资源，评估各体育项目表现，而不直接介入具体赛事运营。

魏纪中建议,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可借鉴这些经验，明确体育总局的职能应转向“战略规划、政策制定、行业监管、公共服务”，将赛事组织、市场开发、人才培养等具体事务逐步交由各运动协会、职业联盟、市场主体承担，这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修订完善体育法律法规，明确各类主体的权责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资源分配机制，特别是国家队组建、赛事审批等关键环节；培育体育社会组织能力，提升其专业化和自治水平。

机遇挑战与未来展望

当前,我国体育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变化：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后，大众体育热情持续高涨；体育产业被纳入国家经济战略，市场规模快速扩张；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备受关注，体教融合深入推进，这些新形势既对体育治理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也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契机。

魏纪中在专栏结尾强调,破解管办不分困局，需要体育管理部门拿出更大的改革勇气和智慧，这不仅是机构调整或职能划转，更是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从“直接办体育”转向“引导和服务体育发展”，从“行政主导”转向“多元共治”，只有真正厘清行政权力与市场、社会的边界，才能激发体育事业的内生动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展的现代体育治理体系，为我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体育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管办分离虽道阻且长，却是必然方向，社会各方期待体育管理部门能以系统性思维推进改革，在坚守体育公益属性的同时，释放市场与社会活力，最终实现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让体育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